引言
这时期持纯正的不可知论的著作家就是莱斯利·斯蒂芬，他是根据理性以最不留情的论理来处置神学思想的人。他的最著名的论文“一个不可知论者的辩解”，见于《两周评论》，提起这样的问题：正统神学者的各教条有一些意义吗？它们对于宇宙的不和谐能给——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一种可理解的调和吗？
又详说上帝对于人类关系的各种神学解释，若以论理表之，就立时暴露其无知。这就是所谓不可知论。我们不妨称我们的怀疑为神秘，但神秘不过是不可知论的神学名词。“当诚实的人都私心承认各种终极的问题是卷在捉摸不定的神秘里时，他们为什么还肯在讲台上宣讲坚信是最愚鲁无知者的责任？我们都是无知的动物，我们所有的微微的辨识力只够我们日常之需，我们要解释我们途程的究竟的源流和究竟的归宿，那就绝对失望了。
但一个人若胆敢宣言我们不知宇宙之国如不知我们最小的教区的地图一样，他就要受斥责，受辱骂，或者给人家说他因无信心要永落地狱了。”莱斯利·斯蒂芬论文的特点是在他不是要显示正统神学的不真确，而是指出它不在现实中，它对于难题的解决是虚伪的解决。
小编未尝试以理论证明终极的实在是在人类理性的界限之外，他证明这结论的根据是：各哲学者都绝望地互相矛盾；假使哲学的主题和自然科学的主题一样是在理智的范围里，那么一定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当时大家又注意关于地狱的争辩，有一些正统派的神学者想到永久的惩罚是一种可怕的教条，继又想到这教条的证据是不很可靠的，并且胆敢说之于口。莱斯利·斯蒂芬见此情形，就出而主张道：果然如此，则历史上基督教是可当得上它的最恶*的仇敌在此一方面对它的全部诅咒了。
当基督教所有的教条支配人心之际，关于地狱的教条的真理，无人敢置一辞。故而，这教条一定与基督教的各教条有一种密切的，有机的关系，一定不是偶然的，不重要的事，否则在基督教得势的地方也不致这样盘据得利害。既有人想消灭它，或消灭它的势力，就是它衰落的征候。在小编看来，也可归人不可知论者之中，但他是很别样的一派。他创了一种圣书的新批评方法，就是文学的批评。他原是英国国教的拥护者，他很注意道德和宗教。
因而维护圣书，在他的《保罗与新教》，《文学与教条》和《上帝与圣书》三著作中，他极力想把圣书从一班正统派大家手里挽救出来，他认这班正统派大家为基督教的败坏者。他的话道：基于正统派神学家对圣书拙劣的文字与科学批评，将“不信教”一词回赠他们，称他们“每礼拜日都在讲台上不绝地倾倒不信教的言论”，倒是公允之论，虽则这很难说是合于基督教的。
基督教的败坏就是由于神学上的“癫狂的肯定上帝，癫狂的肯定灵*不灭”，由于假定有“一个伟大的，非自然的人支配着人类和世界的一切”，又由于“凑合圣书上零碎的叙述而咬文嚼字地附会成功”的那种关于上帝的幻想记载。他以不伤雅的滑稽口吻斥责正统派所自以为抱有的关于上帝的计划和行动的知识。“自以为知道三位一体议会通过的议案，在他们也不是难事；他们会很轻便地以为他们连三位一体议场中的挂帷样式他们也知道”。
这时期又有摩黎关于十八世纪法国自由思想家三部持同情态度的研究作品问世《伏尔泰》，一八七二年；《卢梭》，一八七三年；《狄德罗》一八七八年。他主撰《两周评论》，许多年中，该报总以对于时行宗教有力的批评著名，文字都是从各方面立论。后来合印于《调和》一书中的一部分是一八七四年在该报上发表的。在《调和》中，“造成今日流行的信仰的客观论断的全部体系”都被斥为有害的，又主张那不信这些教义的人应该率直无讳地宣示出来。“明白说出”是一种理智的责任。
英国人对于*治的负责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而对于理智的负责则甚微弱。而号称卓越的人受这种*治的精神影响更坏，这种*治的精神“是排除爱真理与爱正确推理于次要地位的一强大势力”。我们试看以上两世纪中英国*治当局禁止出版非正统思想的书籍的例子，就可见到他们的目的大都是要阻止宣传自由思想于民众中。牺牲者不是贫民和未受教育者，就是宣传自由思想于民众中的人。
以前叙述潘恩的时候曾论及此事，此事之得以维持，即由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中的控告案件，其未明言的动机就是惧怕民众。神学被视为维持人民安分的一个好工具，而不信宗教被视为危险的*见的原因或随伴物。“自由思想在贫民间尤为可怕，最好使他们迷信，才能安分，他们对于权力者为他们所创造的神学的和社会的布置应该致相当的感谢”，这类的观念至今尚未完全消灭。哈礼孙论文中有一小节记载，恰当地表示贫民对于教会机关所应守的态度，现在节录于此。“
伊塞克斯的贫民院院长有一次对着一个垂死的贫民执行牧师的职务。这可怜的灵*无力地发出对于天堂的几种希望的喃喃声，而那院长突然地阻止他，令他最后的思念当转向地狱。他说道：‘你有地狱可去，你应当感谢。’”以上三十年中，欧洲进步的国家总有宽容的显著进步。三十年前摩黎的著作中有道：“现在预备期尚未能达到呢，——所谓预备期就是公共意见承认人人有自定信仰的绝对权不受周围的人的干涉。”小编以为这样的预备期，现在已经过去了。试以英国为例。现在已和阿诺德因老穆勒的非宗教的思想而要驱他到植物湾的时期不同了。
现在和达尔文的《人类的世系》出世即引起非难的时期也不相同了，达尔文却葬在威斯敏斯特寺中，时至今日，任何否认耶稣之历史存在的著作都不会激起喧嚣了。阿克顿勋爵于一八七七年的著作中曾说：“现在有许多知识阶级的人还认逼害是正当的，”这话到现在已成为可疑的了。一八九五年莱基做了都柏林大学代表的候选人。选举人的多数虽是正统派，而他的唯理论思想诚然做了反对他的人的口实，但结果他却达了目的。若在一八七零年，他定不能成功。从前有一种浅见，以为自由思想者总是不道德的，现在没有这样的话了。
我们不妨说，我们现在已达到的时期是：凡头脑分清的人都承认天地间没有不能自由处置而必如旧日受权威加以种种罪名的事。在这对于十九世纪理性得胜的概略论述中，我们已考虑过使旧正统思想论理上不能维持的科学发现和批评。但思想自由的进步——各国人士现在对于神学权威的一般态度和他们在百年前的态度的显著差异，是不能完全借论理来解释的。改变全体人民见解的，批评旧观念的力量不及创造新观念和新兴趣的力量大。
促成一般人对于根本问题态度改变的，非由于伦理的证明，却是由于社会的概念。小编以为此种态度的改变，现在应归功于人类进步的观念。这观念实是对神学信仰作用力很大的溶剂。前面曾论及狄德罗及其同辈所主张的人类当致力使人世快乐的学说，这种根据神学论断的旧理想，现已为一种新的理想所替代了。这种新理想曾鼓起英国一班功利主义的哲学家边沁、大小两穆勒、格罗特等的倡说最多数人的最大福利是行为的最高目的和道德的基础。
这种理想因杜尔果首先在法国提倡的历史进步说而势力益张，使历史有机说更加进步了。后又得着孔多塞的发扬和普雷斯利的在英国鼓吹。傅立叶的乐观主义则更进一步而预言将来有海洋因人类的智巧而成为柠檬水，有三千七百万和荷马一样伟大的诗人，有三千七百万和莫里哀一样伟大的著作家，有三千七百万和牛顿相等的科学家的一日。但使这主义更有势力更有价值的，却是孔德。他的社会哲学和人道教就是根据于这种主义的。
结语
科学的得胜又证实了它；它虽不一定包含在科学的进化论里面，却与进地论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很可以说，它是十九世纪中做向导的精神势力。负未来责住的新伦理学说也是它所引起的。我们不妨说，对于未来和人类进步的新兴趣，因其不自觉地铲除了死后生活的旧兴趣，已有了很大的功绩；它又解散了人类根本堕落的那种使人气馁的教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