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夺取堕胎权的斗争
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半个世纪前对“罗诉韦德案”的判例，这意味着女性堕胎权利将不受美国宪法保护。当日，美国巴纳德学院历史学教授NaraMilanich和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副研究员NaylaVacarezza在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网站刊文，介绍拉丁美洲争取堕胎权利社会运动的历史经验，并呼吁美国活动人士借鉴之，以夺回理所当然的权利。
两位作者写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发布了一项裁决，推翻了年允许堕胎的“罗诉韦德案”。取消宪法赋予的堕胎权利将导致美国一半的州禁止堕胎。尽管这一裁决已是普遍预期，但对堕胎权支持者来说却是毁灭性的打击。自从5月该意见草案泄露以来，遍布美国各地的社区里，成千上万人举行了游行抗议。在反复呼喊的口号和标语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符号：绿手绢。绿手绢起源于阿根廷，在拉丁美洲的生殖权利活动人士中耳熟能详。
当地时间年6月24日，美国华盛顿，堕胎权的支持者在华盛顿国会山上的联邦最高法院外举行示威活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近半个世纪前在联邦层面确立堕胎权的判例“罗诉韦德案”，这意味着女性堕胎权将不再受美国宪法保护。这些手绢提醒人们，尽管美国已经废除了联邦层面的堕胎合法化裁决，但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勇往直前。就在五年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97%的妇女生活在堕胎非法或被严格限制的国家（仅有的例外是古巴、圭亚那、乌拉圭和墨西哥城联邦区)。该地区的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苏里南施行世界上最严厉的堕胎禁令。但在过去两年中，拉丁美洲三个人口最多的西班牙语国家相继实现堕胎合法化——首先是阿根廷，然后是墨西哥，最近是哥伦比亚。其他国家也处于剧烈变革的边缘。在智利，由于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在年离任时制定的一项法律，堕胎在智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被禁止的。年，一项改革引入了某些狭隘的例外情况。如今，智利可能会创造全球历史，该国的新宪法草案包含了一项关于堕胎权利的条款——显然是世界上对堕胎权利保护最明确的宪法。
这些显著的进步反映了几十年的斗争。该地区敌对的政治环境和可怕的生殖权利状况要求拉丁美洲的活动人士跨越国界组织起来，在自己的国家内形成战略联盟，并探索在法律边缘扩大安全堕胎的途径。尽管可能性很小，但他们的努力最终实现了堕胎的非刑事化。由于美国面临着曾经被认为不可触碰的权利逆转，拉丁美洲女权主义者的斗争经验可能具有教益。即使面对敌对的政治，一场将各种与堕胎权相关的社会群体聚集在一起的运动最终也可以实现变革。
两位作者追溯了拉丁美洲女权运动悠久的历史。年，来自该地区的多名妇女聚集在哥伦比亚波哥大，参加首届拉丁美洲妇女聚会（thefirstEncuentroFeministaLatinoamericanoydelCaribe）。会议每两到三年举行一次，成为该地区新一波女权运动的跳板。“聚会”（theEncuentros）为活动人士和组织者创造了一个讨论问题、分享经验以及解决意识形态和组织冲突的空间。在时而激烈的讨论和紧张的深夜会议中，“聚会”的参与者就策略进行辩论，提出解决方案，并找到友谊和团结。这些交流在各个国家内部塑造了女权主义议程，并在这些国家之间建立了网络。
对于女权运动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不利的时刻。贯穿整个西半球，民主遭到攻击，军政府和敢死队对公民社会发动肮脏的战争。在许多国家的政治异议人士被流放或谋杀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社会组织的空间，更不用说以进步变革为目标的社会组织了。
可怕的政治环境塑造了女权主义者的方法。活动人士们没有把她们的事业作为一个单独的、特殊的问题来对待，而致力于推动独裁政权的终结，并坚持认为妇女权利与争取人权、正义和民主的更广泛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在这种观点看来，威权国家是终极的父权制，因此，按照智利女权主义者朱丽叶·柯克伍德（JulietaKirkwood）推广的构想，这样的社会必须努力实现“国家和家庭的民主”。女权主义者与民众运动和人权运动、黑人和土著组织以及工会合作，影响这些运动的思想和策略，反过来又受到这些运动的影响。
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拉丁美洲的女权主义者被迫应对不同阶级和种族的差异。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把劳动妇女及其利益放在妇女权利讨论的中心。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女权主义者在左翼政党和组织内部进行斗争，在这些组织中，性别和生殖权利往往被视为帝国主义对真正问题——阶级斗争——的转移。为了应对这种阻力，女权主义者集中精力将性别引入阶级的讨论。在“聚会”中，自诩为女权主义者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与基层妇女组织的贫穷和工人阶级成员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黑人和土著妇女坚持要有代表权，并将种族和民族引入关于阶级和性别的对话中。政治上可能会有争议，但拉丁美洲的女权运动在这些冲突中变得更强大、更具包容性。
早期的“聚会”拥护生殖权利，但年在阿根廷圣贝纳多举行的第五次会议是一个转折点。拉丁美洲是世界上不安全堕胎率最高的地区，因此孕产妇死亡率很高。“聚会”的一项决议宣布“非自愿的母亲身份是一种奴役形式”，并将9月28日定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妇女堕胎权利日。这一天是为了纪念年巴西通过的《自由子宫法》（theBrazilianFreeWombLaw），当时被奴役的妇女所生的孩子被宣布为自由。与会者在各国不同组织的协调下，发起了一场争取堕胎权的区域运动。到年，这种区域性网络已经走向全球。今天，9月28日被确认为国际安全堕胎日。
在追溯拉丁美洲女权运动的历史谱系后，两位作者转向今日政治潮流的转变。他们写道，拉丁美洲的活动人士倾向于将堕胎权界定为一项人权和充分公民权的一个基本方面，强调了限制生育自由与不同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不平等之间的联系。他们还将这一问题与其他形式的压迫联系起来，包括家庭暴力、基于性别和性取向的暴力、杀害女性和骚扰。因此，他们对堕胎权的呼吁往往与其他社会正义事业联系在一起。
例如，在阿根廷，活动人士要求堕胎不仅是合法和安全的，而且是免费的，因为他们认识到堕胎限制对穷人的不成比例的影响。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年通过的堕胎合法化法律规定了堕胎免费。它还保护获得避孕和性教育的权利，将其作为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综合办法的一部分。它还承认“女性和其他性别身份中具有生育能力的人”——后者包括跨性别男性、酷儿和非二元性别人群——
有权获得医疗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认LGBTQ人群和跨性别活动人士在堕胎权利运动中发挥的中心作用。
堕胎权的广泛框架有助于激发了民众运动。阿根廷的生殖权利组织始于少数坚持不懈的活动人士；今天，大约有个团体属于5年成立的“争取合法、安全、自由堕胎权利全国运动”。这个多元、多代的草根联盟包括女权主义和妇女组织以及人权组织、高中和大学学生组织、工会、学术机构、政党和宗教团体。该运动的主要策略是反复提出堕胎合法化的法案。年，当立法者第一次就一项堕胎法案进行辩论时，万人走上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施加压力。尽管这项法律没有通过，但抗议表明，反对堕胎已成为一种政治负担。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被迫在这个问题上表明立场，这是又一个第一次。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第一年，最近当选的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公开支持堕胎合法化，该运动通过大众媒体、社交媒体、政治游说和街头动员继续施加压力。最终，在年12月，阿根廷参议院投票通过怀孕14周以前的堕胎合法化。
在哥伦比亚，强调刑事定罪的不平等负担也被证明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策略。一场名为“正义事业”（Causajusta）的运动——由妇女团体、女权主义组织、医疗保健提供者和研究人员组成的联盟——通过法院追求社会变革。年，这一战略取得了成效。哥伦比亚宪法法院对“正义事业”提起的一桩案件做出裁决，将堕胎合法化。这一裁决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特别脆弱的妇女——例如，由于其移民身份——也最有可能因堕胎而被起诉，并因不安全的手术而面临最糟糕的健康后果。换句话说，法院认为，堕胎限制的不公平后果构成了废除它们的理由。
自年以来，智利也出现了一个广泛的堕胎权利政治联盟，其中包括“智利堕胎权利行动倡议组织”（theMesaAcciónporelAbortoenChile），这是一个由女权主义者和人权组织组成的妇女联盟。从年10月开始，全国各地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抗议活动，女权主义者处于社会爆发的中心。经过几个月的社会动荡，示威活动导致了戏剧性的制度变革。智利人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新宪法，以及负责修宪的大会，以包括同等数量的男性和女性代表。根据一项研究，名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中，57%的人表达了一种或多种被调查者认定为“女权主义者”的立场。最终，代表们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其中包括一项条款，保证国家将提供“怀孕、自愿中断妊娠、分娩和母亲身份成为自愿和受保护的条件”。智利人民将于9月对新宪法进行投票。
这些政治成功已经酝酿了数十年，一个国家向前迈出的一步会激励整个地区的活动人士。但拉丁美洲的女权主义者并不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