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癜风的治疗土方是什么 https://wapjbk.39.net/yiyuanfengcai/tsyl_bjzkbdfyy/ob4a5e5/ 原创土木中拉智讯
智讯君按：
年是中国和哥伦比亚建交40周年。值此特别年份，我们获准刊登土木（LuisCantillo）这篇讲述他和中国，中国和哥伦比亚的相遇故事，以飨读者。本文原载于年由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CECLA）组织出版的《中国与拉美：山海不为远》一书。土木系哥伦比亚艺术家，年荣获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学位，年同中国著名书画家霍春阳共同设计了中国-哥伦比亚纪念封主图《王者之香》并独创哥方邮票附图《拉美葵》（Frailejon）。
引子
自20世纪中叶至今，许多哥伦比亚的作家、诗人、电影人和视觉艺术家在“千年巨人”——中国留下了他们生活的见证。这些见证或被写成文字，或是口口相传，构成了少数行至东方的哥伦比亚人心中的回忆或想象，这些见证也使我们的同胞对这个遥远的国度投去好奇的目光，鼓励他们走近这个遥远的国家，无论是出于外交、贸易、旅游或学习的原因。
今天，我尝试用画笔描绘出哥伦比亚艺术家在20世纪远渡重洋来到的这片遥远的东方土地。而在年甚至更久之前，亚洲的猎手向着相反的方向出发，徒步跨过阿拉斯加冰川，来到现在被称为“美洲”的大陆。正如历史学家兼人类学家路易斯奥拉西奥洛佩斯多明戈斯（LuisHoracioLpezDomnguez）所说：“美洲印第安人和原住民们拥有生物人类学家称为‘蒙古斑’的天生胎记，这证明了美洲人类的基因组里包含大量北京猿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除去少数例外情况，哥伦比亚人的中国经历在本国或其他拉美国家并不广为人知。从遗忘中抢救这些记忆是一项还未进行的任务，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最初的想法，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看到这些记忆的价值，我们就可能会失去这些回忆背后的知识。
值得一提的还有，半个世纪之前我们的世界因为冷战而两极对立，那时去往中国无疑是艰难而且昂贵的，甚至还会带来在今天已不复存在的政治含意。而另一边，中国在过去30年里所经历的高速的政治与社会转型使得人们即使在短暂离开之后再回来，都会对中国形成完全不同的印象。营销学博士，同时也是中拉贸易专家的劳尔埃斯特拉达（RalEstrada）说，“北京一年内发生的变化比里约热内卢十年间发生的还要多”。
为了能使读者对我写作的背景及我的身份有所了解，在我即将于杭州完成我的艺术学博士学位之际，我将从我自身的经历讲起，而后回顾与中国相关的哥伦比亚艺术家。这篇文章的视角是跨文化的，也是个体的。即使我在中国连续居住了很长时间，我对中国的印象仍似雾里看花。我去过中国多个大学，但年我重回我的祖国，回到波哥大时，我能够比对一二。
1.从奇亚到中国：人生的拐点
我目前居住在奇亚——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北边22公里处的一个城市。奇亚曾是古老的原住民聚集地，在原住民语言里它是“月亮”的意思。今天的奇亚正逐渐被纳入大波哥大地区，无论是空间区域划分还是贸易联系。“从奇亚（Cha）到中国（China)”，从字面上看只是一个字母“n”的差别，但这个字母也代表着无穷尽和改变了我的艺术观与人生观的无穷尽的思想。除此以外，“Chia”也是中文里“家”这个词在早期广泛使用的威妥玛拼音中的罗马字母拼写。当我在杭州习得这个知识的时候，我模糊地看到我的未来应在奇亚，而不是在北京亦或纽约。
▲远眺奇亚全景
我是20世纪90年代哥伦比亚移民的一员。由于暴力问题和政治危机，我们移民离开了哥伦比亚。在我的家庭的努力和巨大的支持下，我得以离开哥伦比亚寻找更好的机会。我首先去伦敦完成了我的艺术本科教育，随后往纽约开始硕士课程学习，并在纽约生活了将近9年。我的硕士论文的灵感来自于波哥大黄金博物馆里前哥伦布时期的作品。我以《Poporo》(“葫芦”的意思)命名我的毕业作品。这个词带有神秘的原住民元素，是人与自然共生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哥伦比亚黄金博物馆“镇馆之宝”PoporoQuimbaya
“最好能留在那边，别回来，这里没有机会！”这是哥伦比亚人曾经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这句话我也曾经相信，并且最终变成了我的命运，把我和家人、朋友分开的“自我流放”的命运。正如哥伦比亚导演、中国近代西班牙语教学外教第一人（参考阅读）福斯托卡布雷拉（FaustoCabrera）所说，“一个人在流放中会放弃对他重要的东西和他所热爱的一切”。
▲图3《一种生活，两种流放——福斯托卡布雷拉回忆录》
有一天，我激动地发现也许人生还有别的道路，给我机会抓紧未来命运的缰绳，而不是身不由己、随波逐流。飞回波哥大之前，我想去完成一件一直梦想要完成的事情，那就是去亚洲国家居住。为什么？因为哥伦比亚的历史很短，从西班牙的统治中独立出来不到年的时间。在殖民时期，哥伦比亚的目光一直追随着西班牙，独立之后则转向美国，始终认为外国的月亮更圆。这和我认识的亚洲朋友非常不同，亚洲人向西方学习，但是始终对自己的文化和传统非常自豪。
我选择去中国生活因为我一直相信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对日本、韩国等国都有深远的影响。9年中国经济正高速增长，与此同时，我也看到很熟悉的“第三世界”的典型场景，比如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对比。头三年的中文学习给我带来了很大挑战，幸运的是，我结识了台湾女作家三毛（~）的文字。她的作品《撒哈拉的故事》（）是我读的第一本中文书，而我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才真正读完它。多亏了三毛，我后来认识了给予她笔名灵感的另一个“三毛”——张乐平大师（~）笔下的人物“三毛”。《三毛流浪记》是我迄今为止读过的最感人的书，讲述了上海街头一个流浪儿的幸运与不幸，而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也可能是任何一个哥伦比亚城市流浪儿的故事。
某一天，我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咨询艺术学博士课程的事宜，得知中国的艺术院校只接收有奖学金的国际学生。这意味着是否有钱付学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需要申请中国政府的奖学金，然后在这个房间赢得我的一席之地，只有这样我才能有一个老师指导我。这是我在中国学到的关于文化差异的其中一课，使我明白在中国事务运行有着不同的逻辑和理由。我别无选择只能尽量做到奖学金要求的内容来申请奖学金。在我十指交叉焦急地等待了数月之后，我接到了好消息－－年，我得到了中国政府授予哥伦比亚学生的唯一一份全额奖学金。
▲作者的中国美院生活
就这样，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的跨媒体艺术学院邱志杰教授的指导下，我开始了博士课程的学习。邱志杰教授毫无疑问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人物，他在艺术创作的同时亦笔耕不辍，其成果之丰硕，堪比多产的哥伦比亚大师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BeatrizGonzlez），也有人将他与约瑟夫博伊斯相比，因为他们都将艺术实践与教学相结合，也因为他们都认为艺术不应该只存在于博物馆中，而应该深入社会中。我很幸运有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把我送到杭州，中国人将这叫“缘分”，因为在杭州难忘的西湖边上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经历，也是引导我理解中国文化的道路。
在中国美术学院，我亲历了中国艺术，甚至是世界艺术的最高境界。中国美术学院有一个传统，那就是艺术家不仅应该学会“如何画”－－这显然是最基本的－－还应该学会如何思考和写作。这里的教授从院长许江到美术史学家洪再新，从理论学家和策展人高士明到我的导师邱志杰，都是非常有魅力的艺术家。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木马计：中国录像艺术的观念、实践与文化代理（-6）》。在杭州的调研中，我发现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很多艺术家都会参与到文化项目中，以改善当地的生活条件并使社会大众受益。这些想法与哈佛大学的多莉丝萨默（DorisSommer）教授很相近。萨默教授确信所有有关文化方面的努力，无论大小，都可以并且应该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生活。
▲作者的毕业典礼
所有这些思想都使我充满了力量，也给予了我回到家乡所需要的技能。今天，这些思想让我可以重新认识我的祖国，特别是在今年，哥伦比亚政府终于在半个世纪的武装冲突之后与反政府游击队达成了停战协议。今天，我扪心自问，还会有比这更好的时刻，更好的地点来播撒这粒带来更好明天的种子吗？
2.北京年：和平大会
中拉之间20世纪的文化碰撞很少被研究者提起，不过大洋两岸如今都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新的兴趣，例如颇具传奇性的艺术家和策展人郑胜天教授（~）就在做一个有何塞万徒勒里（JosVenturelli）及拉美壁画艺术对中国影响的研究项目——一场名为“跨越太平洋”的展览于年11月在美国洛杉矶盖蒂博物馆举行。万徒勒里于年到北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平会议”），与大会诸事同期举行的一场拉美艺术家展览里还有哥伦比亚艺术家阿利皮奥哈拉米略（AlipioJaramillo）参与。这种充满希望的和平氛围给两位艺术家都带来了创作壁画的灵感，他们的作品一经面世就被捐献给北京历史博物馆，不过现在去向不明。
▲年亚太和平会议国际代表手拉手，其中包括哥伦比亚代表Sr.Carrasquilla,JosDomingoVelez,ManuelZapataOlivella,AlipioJaramillo,JorgeZalamea。图片由JorgeZalameaBorda档案馆提供。
哥伦比亚文学界有两人曾到访北京，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豪尔赫萨拉梅亚（JorgeZalamea，~）是著名作家和诗人，著有《伟大的布伦顿布伦达死了》（）和《台阶之梦》（）；豪尔赫吉坦杜兰（JorgeGuitnDurn，~）是诗人和批评家，他创办的《神话》杂志（~）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出版物之一。对两位作家而言，访问俄罗斯和中国是近距离了解“铁幕”内部情况的好机会。按萨拉梅亚所说，当时的西方媒体升起了一道新闻“纸幕”，不仅禁止对“铁幕”内发生的一切进行报道，还肆意歪曲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消息。参加大会之余，两位作家在中国进行了“深度游”，参访了几座城市，去认识那里的居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萨拉梅亚在《北京会议》（）一书中概述了由此而生的思考。这篇经典之作还记录了这次会议的历史背景、举办原因和成果，不过，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书写并探讨和平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北京会议》书封。图片由JorgeZalameaBorda档案馆提供。
▲《北京会议》作家手稿。图片由JorgeZalameaBorda档案馆提供。
▲年亚太和平会议哥伦比亚代表DiegoMontaa和JorgeZalamea。图片由JorgeZalameaBorda档案馆提供。
年，吉坦杜兰在《神话》杂志上发表了自己苏中旅行日记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正和该杂志合作的作家及文学批评家卡洛斯林孔认为，这部日记原本可以说是作者写下的一封长长的情书。吉坦杜兰在文中以细腻而诗意的笔调描绘了他所到之处的风土人情，甚至连工业生产和中国哲学都有涉及，其中最为精彩的片段之一就是他对杭州西湖美景的记述。其中有一段作家是这样讲的：“今早，我的中国朋友带我到西湖上的一间亭台‘冥想’。湖水不时泛上岸边，嵌玉的白石栏杆时隐时现。这样澄净的氛围无疑增强了人的感受力，知觉变得更加敏锐，头脑也更灵光。”在日记的结尾，作家对农业生产区水文管控面临的挑战做出了这样一段近乎预言的评论：“未来某天，等河流治理全部达到规范化，这座拥有六千万居民的大河谷将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地区之一。
▲《神话》杂志刊登《苏中旅行日记》
▲JorgeGaitnDurn及其诗作《情人》
3.塞尔吉奥卡布雷拉/李志强：哥伦比亚/中国电影人和他的跨文化电影视角
如果说有谁能够代表哥伦比亚-中国双重背景的话，这个人应该就是电影艺术家塞尔吉奥卡布雷拉（~）。卡布雷拉童年时期曾在北京居住多年，中国文化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有一个中国名字：李志强，意为意志强大的人。在电影圈里，让卡布雷拉广为人知是他年指导的长片《蜗牛的策略》（Laestrategiadelcaracol）。该电影也是20世纪哥伦比亚电影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剧作之一。电影的灵感来源于波哥大市中心发生的一些事件以及中国寓言故事《愚公移山》。李志强用他坚定的意志克服了许多困难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影片。而最后若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帮助，天知道这部影片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影片最终赢得了柏林电影节、比利亚雷斯拉美电影节和哈瓦那电影节等众多国际大奖。加西亚马尔克斯高度称赞这部电影：“这是我看过的第一部以哥伦比亚的语言制作的电影”。
▲电影《蜗牛的策略》海报
李志强的父亲福斯托卡布雷拉（~）是一名演员，生于西班牙，与一名热爱诗歌的哥伦比亚女演员结婚后于年举家迁到北京。福斯托在中国教西班牙语，培养未来的双语人才，而他最小的两个孩子李志强和马里亚涅拉则在中国学校里学习。李志强童年的小伙伴中包括英国人卡尔柯鲁克，著名的大卫柯鲁克和伊莎白柯鲁克夫妇的儿子。柯鲁克夫妇撰写的社会学著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用第一手材料记述了中国和中国土地改革。每当这些老朋友聚到一起，无论是在波士顿还是任何其他城市，他们都会用中文交谈，仿佛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暗号，就为了让旁人大吃一惊。
▲福斯托卡布雷拉七十年代在中国
李志强有多重身份：他18岁时回到哥伦比亚，加入了左翼游击运动组织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负责乡村宣传工作。22岁时他再次来到中国，并在北京大学学习哲学，虽然他最想学习的是电影。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担任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及其妻子玛索琳娜罗尔丹伊文思（~）的翻译。当时伊文思夫妇正在拍摄《愚公移山》（），这是中国政府同意拍摄的为数不多的由西方人指导的纪录片。《愚公移山》包括12部各自独立的影片，全片长达12小时。《愚公移山》的拍摄历时4年，记录了70年代初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和人物，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影片。由于伊文思夫妇的缘故，李志强得到了去伦敦电影学院学习的机会。有趣的是伊文思的纪录片选用了《愚公移山》这一中国寓言作为标题，而多年之后《蜗牛的策略》的创作也从同一个寓言中得到启发。
▲电影《愚公移山》（）海报
在80年代的哥伦比亚从事电影行业无异于堂吉诃德之梦。李志强花了3年时间和他的全部积蓄来制作他的第一部电影《决斗的技巧》（TcnicasdeDuelo）()，由温贝托多拉多（HumbertoDorado）担任主演并负责剧本制作。这部作品得到了电影评论界的好评，也赢得了多个国际奖项，但是国内票房却只有区区人。尽管在商业上失败了，但是在一个哥伦比亚电影节的推荐下，他仍然获得了指导《蜗牛的策略》的机会。正如上文提到的，《蜗牛的策略》主题是尊严。故事讲述了在波哥大一群房客被吝啬的房东轻视并差点被赶出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的故事。如同《愚公移山》中的愚公一样，这些房客团队协作，聪明地把房子里的所有家具甚至是砖瓦都搬走了，只留下一面外墙。当年这部电影首映的时候，大部分哥伦比亚人更喜欢看外来的好莱坞电影，很少有人看国产电影。那时候我刚好去看电影，电影开场前广播通知大家由于技术故障，本该播放的美国影片不能播放了，只得改放《蜗牛的策略》。有一些人抗议，也有少数人离开了电影院，但是大部分人在放映厅坐下来了，我们决定给这个国产影片一个机会。而这个影片给了我们惊喜，故事感动了我们，让我们哭也让我们笑；同时，影片还引得我们去思考，放映结束时所有人都鼓起掌来。我一直都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发生了技术故障，还是电影院有意为之，好让人们能欣赏哥伦比亚国产电影。
《蜗牛的策略》集合了政治意识、幻想和幽默感，使得它在国际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李志强继续他的电影电视生涯并获得了成功。他总是说他的作品“在某种形式上总是能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总带有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知识，甚至语言逻辑能看出来”。今天，哥伦比亚电影正处在自己的黄金时代，李志强认为哥伦比亚电影并没有向好莱坞所强加的电影规则妥协。最后，他希望哥伦比亚电影也能像拉丁美洲文学一样，在世界电影大家庭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知道一只燕子不能成为春天，但是若没有燕子就更没有春天”。
4.“自由剧团”在中国：早春的戏剧表演和萨尔萨舞
中哥正式建交三年后的年1月，哥伦比亚“自由剧团”抵达北京。这个剧团由四十余名成员组成，演出剧目为哈伊罗阿尼瓦尔尼尼奥（JairoAnbalNio,~）的作品《行者》（LosAndariegos），配乐则来自大师弗朗西斯科苏马盖（FranciscoZumaqu,~）。那一时期，“自由剧团”是哥伦比亚最具代表性的剧团，其成员思想十分开放，一直致力于让剧团的作品具备突出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到今天都已成为哥伦比亚戏剧或影视界的代表性人物。
《行者》讲述的是一群劳工的生活，他们被称为“燕子”，在一年间的不同时节，他们从一处迁到另一处，采收不同的农作物，过着游牧一般的日子。当时的演员兼舞蹈温贝托多拉多回忆，由于对白均为西班牙语，每幕开始前都需要一位译者将接下来的情节用中文朗读一遍。剧团一共在五座城市进行了演出：北京、济南、南京、合肥、上海。多拉多补充说，除了主要的《行者》戏剧，他们还表演了民间舞蹈，但最成功的还是乐团的“乡间小调”：观众“活动腰胯”，伴着萨尔萨的节拍起舞。如今，来自热带地区的萨尔萨舞在全世界广受欢迎，在中国的大城市自然也不例外。
▲自由剧团演出剧照
这几次文化交汇给多拉多留下了两份特别的回忆：在南京，“自由剧团”见到了当地的京剧团，他们在一次彩排中表演了一些经典作品，演员们也得以就各自对角色的研究进行了交流；在上海，“自由剧团”又和上海芭蕾舞团相聚了，后者几年以前就曾到访拉美，也去过哥伦比亚，演出结束后的晚上他们就一起出门，骑着自行车周游全城。
▲自由剧团在南京中山陵
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之行使得多拉多对中国抱有特别的好感，这种好感也感染了他的朋友们，由此而来的种种趣事几乎可以再写一本“美猴王”的《西游记》。直到今天，多拉多依然惦念着他在合肥时品尝过的佳肴，如海蜇汤之类——对他而言实在是难以忘怀的美味。
5.“八五新潮”中的五位哥伦比亚艺术家
这里，我将着重谈一谈80年代中期最早到中国学习的一群哥伦比亚艺术家，他们是到北京和杭州的美术学院学习的第一批外国人。那时正是文革结束后一段最为理想化的年代，中国开始向世界敞开大门，艺术界也掀起复兴的巨浪，时称“八五新潮”。
这批哥伦比亚画家留学生，一行五人，四男一女，都是哥伦比亚国立大学的校友，且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其中一对情侣保利娜迈克尔斯（PaulinaMichaels）与路易斯爱德华多加尔松（LuisEduardoGarzn，~）在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学习，另外三位埃德加尔F.希门尼斯（EdgarF.Jimenez，~)、卡洛斯埃斯图皮尼安（CarlosEstupin）在中央美术学院（简称“中央美院”或“央美”）学习，我的老师迪奥斯科里德斯佩雷斯（DioscridesPrez）也在其中。他们的学习时间正值“85新潮美术运动”，80年代冷战气氛未散，但是国立大学的学生是比较开放的，很多学生是左派分子。我的老师的中文名字叫“兰色龙”，在哥伦比亚我们平时称他“Diosco”（迪奥斯科）老师。来中国之前，他对政治不太感兴趣，只想去国外学版画，特别期待去美国。哥伦比亚教育部告诉他有一种选择：“有一个奖学金来自中国，你要不要去？”，他马上答应了。因为对于迪奥斯科来说，选择去中国留学更有意思并且充满神秘。迪奥斯科那时候已经在哥伦比亚国立大学任教，他的素描和版画作品都很成熟。
▲迪奥斯科和中国
年，迪奥斯科到了北京。那时他已经33岁了，很巧的是我来中国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年龄！他先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一年汉语，然后在中央美院进修了两年版画。年到年适逢“85新潮”这个艺术运动最热闹的阶段。我曾经问过迪奥斯科对“85新潮”的印象，他说没有什么印象。原因在于语言沟通问题，因为他们只学习了一年汉语，跟中国人交流是很困难的。但是，他感觉到中国正在逐渐开放，广东和北京发展的区别，还有北京地下艺术的气氛。迪奥斯科一边学习专业，一边在公园练习太极拳，或许这种超越语言障碍的交流也算是一种不错的沟通方式。
年，中国文化部与哥伦比亚驻华大使馆联合邀请这五位画家参加一个展览。展览在北京最好的地方——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样的文化交流属于中国文化中接待宾客的礼仪。而在中哥两国建交35年的历史中，我怀疑哥伦比亚是否做过对应的“接待”？迪奥斯科提到文化部想在这个展览呈现出更有“拉美”味道的艺术，因此展览的一些版画作品是他从哥伦比亚带来的，其它都是在中国完成的。迪奥斯科在展览前言中写到他们对中国与中国艺术的一些感受，“兰色龙”的署名是他当时的中文名字，但后来改为“中木”。迪奥斯科在哥伦比亚做的锌版画作品，融合了西方、印第安和其他拉美文化的元素，他喜欢探索那种民间传说的复杂性。他在中国做的作品，原本拉美的角色转变成东方的人物造型和符码，其中涉及到不同的朝代，也有佛教的元素。用中国画的概念来说，我认为他像是一位人物画家。
《哥伦比亚五位画家作品展览》的消息在哥伦比亚引起轰动，许多报纸都有报道。我的哥伦比亚老乡们仿佛登上了月球！那时候因为没有网络，消息传到哥伦比亚已经是展览结束四、五个月以后的事情了。在中国的媒体上，《人民日报》有一则报道提到了迪奥斯科的作品，还有在浙江美术学院学习的路易斯加尔松的非具象表现作品。路易斯当时的老师是书法家王冬龄（~），现在是中国著名艺术家。报道中还提到其他几位都画了山水风格的作品。有一本关于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官方书籍《邓小平文艺思想核心论》，作者赵晓光还引用了迪奥斯科对中国文化的感受：“我们来到中国这个美好的地方??来自机械化的、喧杂和快节奏的西方国家的画家们，面对这样一个神秘的古国，惊叹不已，犹如走进了一个沉思、宁静和无法用语言表达感情的天国”。关于这个展览，在哥伦比亚除了当时的报道，并没有被载入艺术史。这里有很多原因：文化的差异，冷战的气氛…等等。但在21世纪情况却完全不一样，在撰写我的博士论文之际，哥伦比亚著名的艺术家费尔南多博特罗（FernandoBotero，~）在北京、上海两地方举行大规模的个展，庆祝中哥建交35周年。
▲艺术大师博特罗在展览现场
显然，我的老乡们没有参加“85新潮”，他们与这波运动擦肩而过。当时一位香港画廊的老板邀请了五位哥伦比亚画家去香港和澳门展览。五人画展是年10月份在澳门举办的展览，照片中的大胡子们穿着刚在香港置办的新衣服。而一个月前（9月）在广州，王度（~）、陈劭雄（~）他们举办了《南方艺术家沙龙第一回实验展》。8月王广义（~）他们策划了珠海会议——当时的年轻艺术家集合在珠海画院做一个学术讨论与幻灯片展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它最后推动了年在北京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毫无疑问80年代的艺术氛围与社会环境充满了理想和浪漫主义。
年春节，我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拜访了迪奥斯科老师，他还在当艺术教授，但同时也教太极拳。因为是“马”年，当时他创作一些关于“马”的作品。他的创作主要在行为艺术、素描、水墨和写作。在他的行为艺术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书法创作。迪奥斯科喜欢说他留在中国一共一千天，他觉得这是一段很神秘的时间，一直到现在他还期待再来中国。那么多年过去，我自己揣摩为什么迪奥斯科老师不踏上他的旅程？作家卡洛斯加西亚（CarlosGarca）认为他的老友迪奥斯科老师不敢真的回到中国，是因为潜意识地不能面对自己的过去和中国近几年的大变化。
6.玛利亚莫兰：彩色主义画家在中国
玛利亚莫兰是哥伦比亚最优秀的彩色主义画家之一，夏末，这位大师受邀在北京和青岛两地举办展览。那时她还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康普顿斯大学攻读“造型艺术理论及教学”，即将取得博士学位。在中国举办的展览反映了她作品中的转变：这一时期画家渐渐抛弃了抽象风格，开始对祖国的自然风光进行再发现。
莫兰的丈夫正是剧作家、演员温贝托多拉多，因而她也是“自由剧团”小圈子的一分子。对于莫兰来说，中国文化、品茶、偶尔用筷子吃饭，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而是他们怀着对中国文化及美食的满满敬意去实践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他们的女儿莉娜多拉多就伴着毛泽东、莎士比亚和HelloKitty的图画长大，她也继承了家中这样的传统和对中国哲学与文学的喜爱。
在西班牙，莫兰一度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大群抽象画家中又多出来的一个。尽管她的作品拥有独特的蜡笔调色，画面也具备几何学的和谐，却不能吸引公众的目光。每到一座欧洲城市，例如罗马和伦敦，莫兰总要画一画那里的公园和植物，常有人问她，那哥伦比亚是什么样子呢？对“自然”的回归为她的作品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渐渐地，莫兰开始回答人们的疑问，哥伦比亚是什么样子？她将哥伦比亚自然风光的元素带进了她的抽象世界。多种多样的本地植物、热带花卉和荒原景色，这一切在她的故乡帕斯托和她当时定居的首都波哥大都再常见不过了。它们带来的灵感让她的绘画世界获得了新生，并且时至今日仍是一片蓬勃景象。在北京的展览反映了她从抽象世界向象征世界的过渡，二三十件大大小小的油画作品构成了展览的主体，其中有些作品在这些年间都没有离开过莫兰身边，它们为她保留着到访中国的美好回忆，也标志着她画家生涯的新生时刻。
回到祖国后，莫兰开始在坐落于首都波哥大的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担任教师。她对中国文化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甚至开始对多种亚洲艺术形式进行研究，近年国立大学还出版了一部她的作品，《由礼器到视觉艺术：唐卡与朵玛》（）。
7.中国风味的拉美狂欢节
年4月初，我收到中国文化部与哥伦比亚大使馆的邀请，参加一个在北京的拉美群展——第三届拉美艺术季之“美美与共——拉美当代艺术展”。我遇到和迪奥斯科老师类似的问题，文化部希望我展出的作品更有“拉美”味道，所以为了这个展览我创作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跟我们的狂欢节文化有关系。狂欢节虽然源于欧洲文化，但传播到南美洲以后，又融合了非洲与印第安人的元素，从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艺术、音乐、服装与舞蹈。我觉得这样的内容会代表我们拉美的文化，但是这些作品都是在杭州做的，所以混合了一点点中国的风味，我用红色春联纸和水墨来绘画，跟中国人通常的用法不一样。第一件作品是《狂欢节面具系列》，用一些波普艺术的概念来创作这些狂欢节的传统面具；哥伦比亚最有名的狂欢节是在巴兰基亚(Barranquilla)，这种传统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3年巴兰基亚狂欢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一些面具设计特别好看，我觉得他们可以跟亚洲面具互相交流。我画的面具一部分是工匠艺术家原始设计的，一部分则是经过我的想象有所改动。
▲土木的《狂欢节面具系列》全局
第二件作品是一个想象的《马孔多狂欢节》的卷轴画，里面有一些小说中的角色，可爱的动物，有的人拉小提琴，有的人跳舞等等，当中的气氛相当欢快。我想如果观众还没看过《百年孤独》这本书，透过我的作品可以进一步理解拉美文化，然后亲自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最后一件作品是关于拉丁舞。展览的开幕式在“五一劳动节”的那个周末，在杭州和成都都有相对大型的拉丁舞节。现在在中国，很多人喜欢跳拉丁舞，所以在这个展览中我想用作品《雨》来联结这样有趣的现象。每当有文化交流的活动，大家都想看“拉美人”跳“拉丁舞”，结果发现有的拉美人（包括笔者自己）都不太会跳舞！所以我决定在中国开始学跳拉丁舞，或许这跟迪奥斯科老师学习太极拳，找到一种超越语言障碍的沟通方式来交流。
▲土木的《狂欢节面具系列》细节
历史似乎在重演。我的展览刚在北京揭幕不久，迪奥斯科就告诉了我一些有关他们年展览的信息，我注意到在那次展览里希门内斯曾有一件作品题为《马帕勒舞》，其中结合了人体、书法和舞蹈。我又上网搜索，发现希门内斯和我一样是个喜欢周游各地的人，他在北京毕业，定居香港多年，又前往加拿大，最近才回到了哥伦比亚。年他还有一系列画作，灵感都来自巴兰基亚狂欢节，这太巧了！
8.北京：“乡愁国”
目前在北京我唯一认识的艺术家就是老友李戈（RodrigoEscobar-Vanegas,~），他也是哥伦比亚国立大学的校友，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以后就决定留在中国发展，让他梦想成真在孙悟空的老家生活。
年，他跟炎黄美术馆的策展人吴楠（~）一起策划一个关于外国艺术家在中国生活的展览《乡愁国》。展览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展出。李戈的作品叫《8年8分钟》，因为他已经在中国生活8年了。他把一些用过的衣服变成一个类似南美洲的古代石雕像的作品，可以称为软雕塑或纤维艺术的概念作品。在这个图腾的嘴巴里面有一个屏幕，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影像快速播放李戈在中国所有拍过的照片，效果类似于电影的闪回。
▲李戈的《8年8分钟》
在中国生活，在一个习俗与礼仪都如此不同的文化中的生活，给了李戈一个可以反思自身，以及反省21世纪人类社会的空间。李戈相信，“距离可以使人们看到以前难以察觉的事物”。在中国首都北京，每天都有意想不到事在他身边发生，而他的作品和灵魂都在这一连串无尽的意想不到中汲取营养。只要他在北京，他就会像一块海绵一样累积经验，也像是树木把根扎向大地一样，把根越扎越深，努力把不安、孤独和无依都驱赶走。
结语
中国政府将年定为“中拉文化交流年”，这一年间既有费尔南多博特罗、何塞万徒勒里等大师的画展在华举办，又有钢琴家郎朗作为文化大使在拉美国家举办音乐会。然而，依我之见，类似这样的文化交流在早些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年，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合作举办了一场《百年孤独》版画展，向当时刚刚过世的作家“加博”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致意。
年8月，同样是这所学校的艺术史学家洪再新教授到访哥伦比亚，并在波哥大的哥伦比亚国立大学举办了一场讲座。临别时，洪教授说他准备写一本书记录他在哥国的经历；年5月，《寻找马孔多》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这也许是中国第一本有关哥伦比亚文化的书，由此不难看出洪教授开放的精神。对于被打上了“孤独”和“暴力”烙印的哥国文化，他仍然抱有满满的欣赏与好奇。后来6月初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中哥文化沙龙：寻找马孔多——发现拉美艺术的人文精神”，庆祝在中国出版好像是第一本关于哥伦比亚文化的书。
▲土木设计的洪再新教授著作《寻找马孔多》
人们往往认为中国和哥伦比亚之间共同点很少，实际上，两国在文化乃至政治层面都彼此相连，这些纽带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十分坚固。而这纽带不仅仅是中国文化对哥伦比亚文化的影响，而且是双向的。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曾经受到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影响。虽然这两位作家从来没有遇到过，不过莫言早已经想好了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话：“先生，我在梦中曾经与你一起喝过咖啡，但哥伦比亚的咖啡里面，有点中国绿茶的味道”。另外，李少红导演（~）的电影《血色清晨》（）是基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一场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两个例子，加上本文上面会提到的艺术家们的经历充分证明，距离不是关键，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文化关联已是何等密切！
最后，我想引用总是强调亚洲和美洲人民之间兄弟情谊和团结友爱的人类学家兼诗人路易斯奥拉西奥洛佩斯多明戈斯的文字来结束我的文章：“在远方，在遥远的过去，我们文化的基石和美洲各种族的基因组里都带有亚洲的基因，这些来自亚洲的基因同来自欧洲的、美洲本土的、以及非洲的基因一道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多元与不同。我们是年轻的民族，但是我们努力创造、探索世界，与此同时，世界也以全新的视角认识我们，尊重我们，以友爱与和平的方式认识我们，而这样的视角是我们所有人一直以来一直所盼望的”（多明戈斯未出版的诗集，）。
作者简介：土木（LuisCantillo），哥伦比亚艺术家，现任四川大学外籍教授、哥伦比亚对外大学社会与人文科学系教授。土木先后于英国伦敦圣马丁艺术学院、美国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取得艺术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年博士毕业归国后，致力于在哥伦比亚搭建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文化之桥。年，他在位于哥伦比亚卡利市的山谷大学参与创办并主编致力于中哥文化交流的杂志《太平洋潮波》（MareasPacfico，mareaspacifico.univalle.edu.co）。由他和四川大学史维博士联合主编的《友谊之光:哥伦比亚与中国的历史相遇》（Luzdeamistad）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译者：黄思然、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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