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治疗白癜风医院 http://m.39.net/baidianfeng/a_4292733.html年，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在被《纽约时报》问到“你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时，所说的话流传至今：“因为山在那里。”对于一个想要实现自我的登山家而言，这恐怕是最恰当的回答了；不过，如果要问当年在新边疆不断拓荒的殖民者，他们为何要不断向前挺进，那肯定不是因为“荒野在那里”，而多半是因为“机会在那里”——甚至更直白地说，是因为“财富在那里”。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南北美洲的不同历史道路决定了其命运：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控制的南美洲，由于土地肥沃、资源丰饶，殖民者主要迷恋于扩展种植园，并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力；而在迟来的英法两国治下的北美洲，则远没有这么好的自然条件，多是未经探索的蛮荒之地，能吸引白人向内陆边疆扩张的动力，除了土地之外，差不多就只有皮毛。用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的话说，在普利茅斯殖民地建立之初，“《圣经》与河狸是年轻的殖民地的两个支柱，前者拯救了他们的精神，后者解决了他们的开销，同时这种啮齿类动物在二者中更为重要一些”。从印第安人手中获得皮毛后转卖到伦敦，这是移居北美的清教徒在最初十余年里主要的收入来源。到后来，随着这种皮毛交易不断向西扩张，它也成了美国领土扩张的关键动力，这些荒野猎人不断深入印第安人居住地，给土著文化带来了常常是毁灭性的深远冲击。
最初的殖民地定居者其实并不擅长狩猎，至少远不如印第安人在行，但他们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者：通过控制贸易市场和流通渠道，他们控制了生产。这样，随着皮毛交易链条的逐渐成形，印第安人逐渐从原本的贸易伙伴，变成了“生产皮毛原材料的无产阶级”，他们定期交货，换取白人提供的物品作为自己的工资收入。这不仅使印第安人抛弃了原本使用的器物（因为从白人那里交换来的东西更好使），也抛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影响尤为深远的是枪支和烈酒这两种交易：枪支打破了部落之间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冲突；而烈酒则腐蚀了印第安人的精神——不夸张地说，某种程度上可能就像鸦片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作用。这些都大大加剧了土著社会的瓦解。
对于新大陆来说，这些欧洲白人是名副其实的“外来入侵物种”：他们并不是当地原有“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和土著社会尚未形成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并且由于摆脱了旧有的欧洲社会，他们在这片新天地更能不受限制地谋求支配这里的资源，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以前，印第安人虽然也偶尔猎取河狸，但都仅限于必要的生活所需，在很多印第安部落的传说中，甚至还将河狸奉为神灵，认为创世之初，正是这种神奇的动物潜入深水，用挖出的淤泥塑造成了如今的陆地，甚至创造了人类。但殖民者显然不会抱有这样的尊敬，那不过是一种可以用来牟利的啮齿类动物。由于欧洲市场对皮毛的市场需求极大，16世纪末的时尚潮流甚至让河狸皮帽子成为家境富裕人士的必备单品，因而捕杀时的自我节制是罕见和没有必要的，正如《皮毛、财富和帝国》中所言，那时的人们高喊的口号是：“趁有皮毛赶紧剥！”
最终导致北美皮毛业衰落的，并非19世纪末兴起的自然保护运动限制捕杀皮毛动物，而是因为滥捕滥杀本身就使得这个行业不再有利可图了。河狸不会进行长距离迁徙，繁殖能力低，因而过度捕杀很快就会造成这一物种在当地的灭绝——显而易见的是，捕猎河狸这一行当本身，可能会在最后一只河狸被捕杀之前就先崩溃。19世纪初美国的首富是皮毛商约翰·阿斯特，其身家折算下来相当于年的亿美元，在《福布斯》排行榜列出的史上最富有人物中位居第18，但他从年起，就逐步出手自己名下的美国皮毛公司股份，而将财富转入对房地产的开发，因为他已经明智地预见到皮毛业将风光不再。19世纪下半叶既是大量动物灭绝的时代，也是这些皮毛猎人自食其果的时代。
平心而论，当时的美国皮毛商抱有这样的心态不足为怪——这种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原本就是原始资本主义的通行模式。由于通过这种粗放型经济掠夺所获得的原材料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因而在“生产”过程中往往毫不可惜地造成极大的浪费，兴起时一哄而上，激烈市场竞争的结果又使得产品最终往往卖得极为廉价。小说《屠夫十字镇》虽属虚构，却相当真实地刻画出了那个年代的气氛：一小群猎人连日屠杀远超出自己运载能力的野牛，而讽刺的是，正是由于过量供应野牛皮，最终导致这一市场崩溃——野牛皮变得太廉价，有钱人也不再追逐牛皮袍子的时尚，这更使得它一文不值。捕鲸业的历史也一样：在英国极地捕鲸季巅峰的年，共有多达头鲸鱼被猎杀；但两年后行情就开始下行，技术进步和英国经济*策大大削弱了对鲸油、鲸骨市场的依赖。在最好的时候，一头鲸鱼的鲸脂和鲸骨卖出的价钱是一个男人在岸上一年工钱的10～15倍，但过度捕捞和市场变动，很快使得整个行业不可挽回地衰败了。
在此，人们心中很容易浮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人当时就不能考虑可持续发展呢？例如定期按计划猎杀一部分，通过限制供应量的方式控制价格，又或者可以养殖河狸、野牛，乃至在市场崩溃之前就预先考虑研发可替代品，未雨绸缪地提防市场剧烈波动。这些当然是后见之明，但当时的人就算想到，也不会采取这些做法，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人们根本就没兴趣考虑什么“可持续发展”，而只想“捞一票就走”，整个社会就是“为了发财欲火中烧”的投机气氛。行业中人根本无意长期从事这个行业，之所以投身其中仅仅是因为它能带来暴利，而无论养殖还是研发，都需要投入长期成本，但何必呢？野生动物根本没有“成本”。至于限量供应，前提是国家或行业法规完善，能有效约束从业者的行为，但这在美式资本主义下也不存在：早在殖民地时代，人们就常常无视英王的法规与印第安人交易武器，法规原本就滞后，在暴利面前更被人争相抛诸脑后。
这又涉及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段历史在美国是以这种方式展开？俄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现象：驱使俄国猎人前往西伯利亚的动力便是对黑貂皮的市场需求，那就像是刺激他们远行的当代版“金羊毛”。这些俄国职业猎人更加残酷，常常犹如土匪，他们所到之处造成极大破坏，尤其是通过扣押人质、强迫当地原住民交出皮毛来交换人质——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近代的皮毛史呈现的是“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的残酷”，那么俄国的做法更像是控制农奴来进行权力勒索。在美国历史上，*府建立起来的交易点试图将私人交易者的行为规范化，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在市场竞争中输给了私营皮毛商人；但在俄国，则是皮毛商人和国家权力之间勾结，将一部分利润上缴给国库，这使得他们在西伯利亚所进行的活动更像是国家征服扩张的一部分，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活动。这意味着，美式资本主义更自由、更活跃、市场化程度更高，但同时也更不受限制地狂野发展，结果是国家很难对其活动进行管理调控，年金融危机也正是缘于同样的结构性因素。
对照中国历史来看，还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在北美殖民者开始发展皮毛贸易的16世纪，明代中国也催生了对寒冷地带物资的巨大需求，却并未催生出类似的财富与帝国。明代中后期的内地社会对人参的需求量极大，在上*人参采掘一空后，随之转向东北，建州女真正是在与关内进行人参、貂皮的交易中逐步壮大起来，最终竟然战胜明*，建立了清朝。比照美国历史来看，这就好比印第安人通过河狸皮交易获得枪支、物资后，一点点壮大起来，最终统一了北美大陆，建立了自己的帝国。
中国历史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建州女真不像印第安人那样分裂，与对手之间的*事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也没那么悬殊，还在于一个关键要素：中国商人并不是资本主义者，他们无法将建州女真变为自己控制的经济链条下的生产者，相反是建州女真掌控了主动权，并能迫使明朝进行交易。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建立之后，国家立刻介入对人参贸易的垄断，而晋商虽然在外蒙市场控制着物资贸易，但同样必须依附于国家力量。很多人惋惜中国没能在明清时代自发进入资本主义，但这恐怕绝非偶然：社会构造早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所能选择的道路。
《皮毛、财富和帝国：美国皮毛交易的史诗》
[美]埃里克·杰·多林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