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立新
来源：《世界历史》
“西方”无疑是当代国际关系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之一，与“东亚”、“中东”、“第三世界”等词语并列，成为观察、理解和分析国际政治的重要概念。当代意义上的“西方”通常指由西欧人建立的一组国家，包括西欧诸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组国家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相似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及发达的经济，信奉以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同时，这组国家在外交和安全问题上相互协商、共同行动，并结成了以北约为中心的安全同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没有加入北约，但通常采取与北约协调一致的安全政策，并支持北约的军事行动）。概言之，当代语境下的“西方”指的是由美国领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同体。
这一共同体并非自古就存在的，而是在冷战初期形成的。作为反映欧洲人世界观的重要概念，“西方”的含义在历史上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古代，“西方”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罗马帝国的西部。基督教大分裂之后，“西方”被赋予了一定的宗教含义，指“拉丁罗马教会”，与“东方正教会”相对。殖民主义兴起后，与欧洲征服对象——“东方”相对的并不是“西方”，而是“欧洲”，白种人居住的欧洲被认为代表着“文明”和“进步”，优越于“野蛮”和“落后”的“东方”，因此有权对“东方”进行“教化”和殖民。19世纪中期，俄罗斯知识分子用“西方”指称经历了启蒙与革命、完成工业化、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西欧，“西方”开始被赋予文化与政治意涵。随着欧洲内部的分裂和冲突，俄罗斯人发明的“西方”这一概念在19世纪晚期逐渐取代“欧洲”，被西欧人所接受，成为界定和描述西欧诸国文化与政治身份的核心术语。直到一战前，“西方”仅是指西欧国家，主要是英法两国，美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西方”的一部分。甚至直到珍珠港事件前，多数美国人仍然把美国与欧洲对立，坚信“美国例外”，主张孤立主义。德国更是英法的宿敌，并相信德意志“文化”优越于英法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直到二战后，美国和德国才最终加入“西方”，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其标志是以北约为支柱的大西洋同盟的形成和联邦德国加入北约。
在“西方”含义演变和当代意义上的“西方”形成过程中，美国的加入无疑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传统的研究主要从冷战初期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的视角理解美国加入“西方”、构建大西洋同盟的过程，把美国放弃对欧洲的孤立主义、加入欧洲力量结构和组建北约视为对苏联威胁的反应和冷战背景下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战略。这一解释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充分。因为按照地缘政治逻辑，苏联毕竟与美国相距遥远，对欧洲的威胁并不意味着对美国的威胁，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也曾出现希特勒威胁整个西欧的局面，当时美国却拒绝干预欧洲的局势。二战后的苏联虽然是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手，但美国可以采取在国内清剿共产党同情者、加强西半球的防御、把共产主义挡在国门之外的政策，或采取“离岸平衡”的战略，而不必通过与欧洲结盟、在欧洲驻扎常备军的方式来抵制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在一战后正是这样做的。按照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解释，随着苏联作为美国地缘政治威胁和意识形态对手的消失，大西洋同盟应该解体，一些学者在冷战终结时也是这样预测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思·沃尔兹。沃尔兹在苏联解体后宣称：“从历史和均势理论我们得知,赢得胜利的同盟在战争结束的翌日便会解体，如果是决定性的胜利就更会如此。……北约（的解体）还没有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但北约不仅在苏联解体后长期存在而且不断扩大，至今也没有解散的迹象。这表明单纯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的视角来理解大西洋同盟的形成是不够的。实际上，纯粹的地缘政治算计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也无法在二战结束后短短的几年间说服天然具有孤立主义倾向、长期反对美国卷入欧洲事务的美国民众支持美欧关系的革命性变化，特别是让美国承担起保卫西欧诸国的重任，毕竟共产主义已经存在多年，苏联的威胁也并非迫在眉睫。因此，还需要从更广阔和更长远的视野来看待美国加入“西方”的问题。实际上，北约成立之前，美国人就已经认识到美国与西欧各国是具有共同文明传统的休戚与共的共同体，而这种认知是自一战以来美国精英重塑美国的文化与地缘政治身份的结果。美国决策者之所以能够突破民众孤立主义思想的束缚、同西欧结成军事同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正是这种重塑逐渐改变了美国人对美欧之间文化与利益关系的理解，并为冷战初期美国构建大西洋同盟打造了情感和心理基础。
自18世纪晚期以来，美国人在界定自身文化身份时一直强调美国文化的独特性，信奉将欧洲视为文化“他者”的美国例外论；在思考自身安全的时候，则把欧洲视为危险的来源和美国安全的威胁，实行的是远离欧洲和排斥欧洲的大陆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不过，从美国加入一战开始，美国精英逐渐用讲述美欧文化同源性和一致性的“西方文明”叙事取代“美国例外”思想，用强调美欧休戚与共的“大西洋共同体”想象瓦解了以欧美对立为核心的大陆主义地缘政治叙事，并在冷战初期通过把保卫“西方文明”和“大西洋共同体”与美国自身文化存续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论证美国援助欧洲和建立北约的正当性，成功地将美国与西欧凝聚成文化、意识形态与安全共同体，最终打造出一个新“西方”。本文尝试考察这一过程，为理解“西方”的形成提供新的维度。
另外，本文并非对“西方”形成的政策史研究，而是把大西洋同盟的建立和“西方”的形成视为长期的话语建构的过程，因此没有讨论相关国家的决策过程和战略考量，而是集中考察美国精英如何发明新的身份叙事重新阐释美欧关系，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新叙事来论证建立大西洋同盟的正当性。换言之，本文是关于大西洋同盟建立的话语政治研究而非政策过程研究。
例外论、大陆主义与美欧之间的对立
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美国的种族和族群构成异常复杂多元，不同族群之间没有共同的血缘和经历。美国立国时间较短，缺乏英法和中国那种贯穿古今的悠久文化传统。美国甚至缺乏从祖先那里继承的稳定的国土，其疆域曾多次发生变化，并不断有大量新移民涌入。因此，美国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解释和自我发现，构建国家身份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文化工程”。早在独立战争时期，来自法国的纽约居民埃克托尔·克雷弗克曾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美国人，这个新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呢？”这就是关于美国文化身份与国民特性的所谓“克雷弗克之问”。“克雷弗克之问”此后不断地被美国历史学家、政治家,甚至小说家和诗人提出和回答，几乎每一代美国人都会讨论这一问题。历史学家托马斯·哈茨霍恩曾感叹说，“美国人远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关心自己的国家身份，花更多的时间来向自己解释自己”。
早期美国移民主要来自西欧，英法等国在北美从事的殖民和定居活动塑造了北美社会的面貌，美国与欧洲特别是西欧在文化、习俗和价值观等方面有很多相似性。但是，这一现在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却长期遭到美国人的否认。在整个19世纪，美国人并不承认美国与欧洲在文化上的亲缘性和相似性，而是强调美国制度和文化的独特性。在一战前，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身份叙事是美国例外论。例外论的主要思想之一就是美国与欧洲的不同，甚至对立。根据这种例外思想，新旧大陆在价值观、政治制度、行为方式等方面是截然不同的，美国是一个崭新的国家，是对欧洲的否定和超越，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新方向。历史学家伊恩·蒂勒尔言道，“‘欧洲’与‘美国’的二元对立是美国例外思想得以形成的熔炉”。
埃克托尔·克雷弗克在年回答他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时也是把美国与欧洲相对照，强调美国人是与欧洲人不同并超越了欧洲的“新人”，这一新人“把一切古老的偏见和习惯丢在一边，从他们所拥有的新的生活方式中，从他们服从的新的政府中，也从他们所处的新的地位中接受了新的见解和习惯”。克雷弗克还把欧洲与美国相对立：欧洲代表暴政、堕落、等级制、贵族制、贫穷、压迫、不宽容、财富向少数人的过度集中；而美国代表自由、尊严、平等、民主、繁荣、机会、宽容、勤劳和财富的公平分配。克雷弗克声称：北美是一个“新大陆”，是一个“现代社会”，与欧洲“截然不同”，“这里没有贵族家庭，没有宫廷，没有国王，没有主教，没有教会领地，没有极少数显赫人士享有的隐形权力，没有雇佣成千上万工人的大工业，没有昂贵的奢侈品”。简言之，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完美的社会”，是“自由的避难所”和“贫穷痛苦的欧洲人的收容所”。
与欧洲旧制度和旧生活方式决裂是革命一代人共同的抱负，他们决心在新大陆建设一个新社会。由于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方面的成就无法与欧洲相比，美国建国一代主要强调美国在政治制度、个人权利、阶级关系、社会生活等方面不同于欧洲，并将这些方面视为美国社会独特性和优越性的标志。在美国人心中，欧洲盛行暴虐的君主制，自私的君主剥削大多数人民，普通人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美国则奉行共和主义，正在进行公民自治的伟大试验，政府的目的是促进公共福祉。欧洲存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对个人自由的压迫以及沉重的债务和税收负担；而美国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各级政府致力于保护公民的自由，没有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压迫。欧洲是一个矫揉造作、腐败、堕落的社会；美国则是一个淳朴、纯真、充满朝气的社会。杰斐逊在年12月20日给麦迪逊的信中强调，美国的政府是“清廉公正的”，欧洲的政府是“腐败堕落的”，美国人主要从事农业，欧洲人主要生活在城市，美国不能走欧洲的道路，否则会像欧洲那样“腐败”和“相互腐蚀”。杰斐逊还反对美国人去欧洲留学，认为年轻人到欧洲学习有种种弊害：“喜欢欧洲人的奢侈和挥霍，轻视自己国家的俭朴；会深深迷恋欧洲贵族的特权，厌恶本国穷人享有的与富人的平等地位；会对贵族政治或君主政治特别偏爱”，乃至“回到自己的国家后会成为一个外国人”，“失去知识，失去道德，失去健康，失去好的习惯，失去幸福”。
伴随着美国向西挺进，美国在北美大陆建设一个新文明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大陆扩张和西进运动是一个越来越远离欧洲以及把欧洲影响逐出北美大陆的过程。在19世纪中期的浪漫主义者看来，美国的建立就是与欧洲的决裂，就是把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的过去都抛在后面，去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浪漫主义者约翰·奥萨利文称美国的诞生是“一个新的历史的开端”，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同”，“与其他任何国家过去的历史几乎都没有关联”，美国“与过去分离而只与未来相连”，“注定是代表未来的伟大国家”。
历史学家无疑是美国国家特性和身份意识的主要阐释者。在一战前，特纳的边疆假说是对美国国家特性和文化身份最有力、影响最大的阐释。用美国著名的思想史家雷·比林顿的话说，特纳的理论是对克雷弗克之问“最广为接受，同时也引起激烈争论的回答”。特纳强调美国制度与文化的独特性，认为美国的文化和制度不是欧洲的复制和延续，而完全是崭新的现象，是对新大陆出现的独特条件和环境，特别是西部荒野做出反应的产物。他断言美国的民主制度不是来自欧洲而是在美国西部锻造出来的。“我们的民主制度史既不是仿效别人的，也不是简单借用的。它是政治有机体的器官在对付变化的环境时发生演变和适应的历史，即一种新的政治物种的起源史。”特纳年在华盛顿大学毕业典礼致辞时更进一步指出：
美国的民主不是诞生于理论家的梦想，不是从苏珊·康斯坦号带到弗吉尼亚的，也不是从五月花号带到普利茅斯的，它来自美国的森林，每当它接触到新的边疆的时候都会获得新的力量。
特纳的边疆假说一经提出，就得到广泛的接受。到20年代，美国历史学会已经变成“一个大的特纳协会”，“从20世纪初到20年代结束这一时期，边疆假说实际上是美国史学无可置疑的圣经”。用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话说，“在美国人关于美国历史的看法中，边疆命题居于支配地位”。特纳边疆假说的影响远远超出史学界，经济学、政治学和地理学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