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世纪后半期，荷兰工业资产阶级在国内*治经济生活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开始反对强迫种植制度，要求把印度尼西亚变成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市场。他们看到强迫种植制度已经成为“开发”印度尼西亚道路上的障碍，因此迫不及待地希望*府采取新的殖民*策。
荷兰殖民*策的改变
在工业资本集团的压力下，荷兰*府于年通过糖业法和土地法。糖业法废除了甘蔗的强迫种植，允许私人经营种植园，为荷兰资本家在印度尼西亚建立甘蔗种植园打开了大门。其他作物的强迫种植制度也陆续废除，只有咖啡的强迫种植继续维持到年。
土地法规定，凡不能确证私有权的土地一律收归国有，殖民*府借此没收了绝大部分的土地。对农民耕种中的土地，许以公社或个人的名义保留其世袭耕种权。农民无权出卖土地给非印度尼西亚人，只能以二十五年以内的期限出租给外国公司或商人。土地法还规定，外国人可以租种国有土地，期限不得超过七十五年，但期满后仍可续租。
土地法实行的结果，是荷兰殖民*府从公社夺走大片的土地、牧场和森林，然后把这些土地几乎无限期地租给荷兰资本家或其他国家的商人。外资经营的种植园大量涌现。荷兰殖民者及其御用学者曾企图把土地法描述为捍卫爪哇土地权利的法令。实际上，限制农民出卖土地给外国人，不过是限制其他殖民国家侵入印度尼西亚的农业部门，其真正目的是维护荷兰资本家在爪哇的特殊利益。
为本地上层分子夺取农民土地制造了机会。农村中的富裕阶层以及官吏和高利贷者强占农民土地。在印度尼西亚，首先在爪哇，农村分化过程加速了。
荷兰殖民*策的改变意味着从商业寡头的垄断改变为工业资本的垄断；同时银行的作用和财*寡头的势力也不断加强。到年，尼德兰贸易公司（华侨通称为小公银行）已占有或控制了许多种植园、糖厂、烟草、咖啡等企业。
帝国主义争夺印度尼西亚群岛阿齐人民的抗荷斗争
强迫种植制度的废除给荷兰私人资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开辟了侵入印度尼西亚的道路。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这些国家侵略印度尼西亚的野心更加强烈。荷兰以外的外国势力不仅侵入爪哇，而且伸张到印度尼西亚的其它岛屿，特别是荷兰势力薄弱的地区。美国曾力图控制阿齐。19世纪末年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激烈斗争，在印度尼西亚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势力的侵入，引起了荷兰殖民者的不安，也引起了英帝国主义的忧虑。英国特别惧怕其他的国家在苏门答腊建立据点，因为一旦别国控制这个地区，就可以威胁印度，尤其对新加坡造成直接的威胁。英帝国主义宁愿让软弱的荷兰独占印度尼西亚群岛，而不愿让美国或其他国家侵入这个地区。英国驻新加坡领事利德曾说：“英国目前所关怀的，主要是在于防止荷兰以外的任何国家来侵占这个极好的阵地”。
由于这些原因，英国怂恿荷兰夺取苏门答腊岛上最大的独立国阿齐。英荷两国于年签订“苏门答腊条约”。英国表示，只要它的“臣民”获得与荷兰臣民同等权利，它将不干涉荷兰对阿齐的任何行动。在英国怂恿下，荷兰*府向阿齐苏丹挑衅，要求苏丹承认荷兰的宗主权。荷兰在遭到拒绝后，于年3月对阿齐开战，12月占领首都，吞并了阿齐。但战斗并未结束，阿齐人民在各地展开了游击战争，英勇地打击侵略者。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都古。乌马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曾经诈降荷兰殖民者，获得相当数量的武器和金钱，用以进行反对荷兰侵略者的斗争。他一直坚持斗争到年牺牲时为止。
荷兰殖民者耗费了上亿盾的*费，到年，仅占领了阿齐沿海地区。战斗继续在内地进行。荷兰殖民者看到仅凭武力不能制胜，便采取收买封建上层的*策，宣布*府将保留封建主的领地继承权和封建主原有称号。在威胁利诱之下，大封建主陆续投降。但阿齐人民抗荷战争一直继续到年。
到20世纪初，印度尼西亚群岛全部成为荷兰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只有加里曼丹北部的沙捞越和北婆罗洲属于英国，伊里安北部与东半部由英、德两国瓜分，帝汶岛属于葡萄牙。
萨敏运动
荷兰*府新的殖民*策加速了爪哇农民破产的过程，使爪哇成为荷兰种植园主获得劳动力的市场。但爪哇农民为保卫土地，不断进行斗争。19世纪90年代，爪哇岛上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运动。它是由一个名叫萨敏的贫农领导的，因此称为“萨敏运动”。
萨敏主张：一切土地、森林、牧场都应成为农民的公共财产；应该人人劳动，共同耕种，分享收获。他还鼓吹反抗荷兰殖民*权，拒绝纳税。但他反对暴力，幻想用和平抵制的方式争取摆脱荷兰的统治。
萨敏的主张反映了爪哇农民的土地要求和对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剥削的抗议，因而获得了农民的热烈响应。尽管萨敏把旧的公社制度理想化，而且反对使用暴力，但萨敏运动仍是一次反对封建剥削和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从年起，运动超出了和平抵制的范围，开始采取暴力斗争形式。农民夺取地主土地，同官吏和税吏进行斗争。殖民*权付出很大代价才把运动镇压下去。年，萨敏和八个最积极的战友都被俘流放到偏远的岛上。但萨敏运动并未停歇，年又发生暴动。年，另一领袖卡西亚被俘流放。农民运动受到又一次严重的挫折，暂时转入低潮。
资本主义的发展
从19世纪50年代起，印度逐渐出现近代工业，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早在19世纪上半期，英国商人就开始在印度创立农产品加工工厂和与贸易有关的工矿业。年，英商创办阿萨姆茶叶公司；年建立孟加拉煤矿公司；年，英商奥克兰在加尔各答创办第一所*麻加工厂。
铁路修建也在50年代开始。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你把机器应用到一个有煤有铁的国家的交通上，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在这个国家里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里应用机器。所以，铁路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
到19世纪80年代初，印度境内较大的近代工矿企业大约有二百多所，其中有纺织厂五十余所，*麻厂二十余所，矿场六十所，船坞八十所。铁路线年为一千三百公里，年为七千七百公里，年增至二万五千六百公里。尽管这些企业和工程主要为英国资本家所有，但英国殖民者已经不能阻止印度民族工业的出现和民族资本的发展。
印度固有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已被英国殖民*策所扼杀，近代民族工业是由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等沿海地区的买办商人和高利贷者创办起来的。年，拜火教徒富商达瓦尔在孟买创办了第一所纺织工厂，到年，孟买共有十所纺织厂。年，印度共有纺织厂一百九十三所，拥有四百九十五万支纱锭，四万台纺织机，雇佣工人十六万一千人。这些纺织企业大多数由印度人出资经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现了属于印度民族资本的银行信贷机构。印度资本家还拥有印刷、造纸、榨油等小型企业。
印度民族工业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殖民地烙印。资金和技术装备都依赖英国，因而资产阶级一直和英国保持密切关系。英国殖民*府蓄意阻碍印度民族资本的发展。它根据英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制订关税*策，加强英国商品在印度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年，英国*府应兰开厦制造商的要求，取消了棉织品输入印度的一切进口税，以排挤新兴的印度民族工业。英国资本家还控制了几乎全部的近代交通工具，抬高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运价，阻碍国内货物的流通，以限制民族工业的发展。直到19世纪末，印度资本主义工业仍然是半封建殖民地经济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小岛。印度资产阶级既依附于英帝国主义，又和英国有利害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早期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起义
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最早的近代工人是受雇于英国资本家工厂的，印度工人阶级的历史早于印度资产阶级。19世纪末，印度已有五十万以上的产业工人，他们大部分是破产农民或失业的手工业者。来自农村的季节性工人较多，流动性很大。女工和童工占三分之一。工资微薄，劳动沉重，工作日长达十四到十五小时，根本没有假日。工人不仅受资本家剥削，而且有工头从中克扣工资，进行种种勒索。沉重的劳动严重损害印度工人的健康，很多人被折磨致死。
殖民地的工业布局造成印度工人阶级的高度集中，为开展工人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工人主要集中在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等几个大城市。孟买纺织厂的工人人数平均每厂一千人，加尔各答*麻厂平均是两千人。
19世纪80年代，在印度工人中间出现了共济会性质的组织。年，孟买工人在马拉特人洛杭德主持下举行第一次工人会议。年，洛杭德倡导成立第一个孟买纺织工人职工会，不久出版了《贫民之友》报。早期的印度工人运动基本上操纵在资产阶级分子手里，他们在工人中间撒播劳资调和思想。这一时期的工会还不是战斗的革命组织。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之间还没有建立起联系。
19世纪后半期，英国殖民*策对印度农村的破坏作用更加严重。仅在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死于饥馑者达一千五百万人。殖民掠夺和连年灾荒激起了至年绵延十年的农民起义。年锡克教徒的起义是这次十年大起义的开端，他们准备夺取武器，攻打城堡，但很快被残酷镇压。
与此同时，在马拉特爆发长达十年的农民战争。农民开始就袭击地主的庄园和高利贷者、税务官吏的住宅。第一次起义在年被镇压，但年第二次起义又席卷浦那和阿赫美德那加地区。起义者首先攻击高利贷者，强迫他们销毁土地文契和债券等。英国殖民者一面用武力镇压，一面采用欺骗手段，假意应允保护马拉特农民免受高利贷者侵害。但在起义暂停以后，殖民*府并未采取任何改革措施。
年，在马拉特知识分子瓦苏杰夫。巴尔旺特·帕德开领导下，农民又举行了规模更大的第三次起义。起义者不仅攻击地主和高利贷者，也袭击英国法庭和殖民行*机关。他们向英国孟买当局提出发展民族工商业，减轻赋税，削减欧籍官吏薪金等要求。英国殖民*府派遣大批*队实行血腥镇压，马拉特农民起义终于在年末失败。马拉特起义初步把反对封建压迫和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在印度人民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马拉特起义失败后，泰鲁古族和沙沃尔族的农民又于至年发动起义。至年，比哈尔地区的农民也举行起义。这些分散的、自发的农民起义，当时还没有同工人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但却有力地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的反动统治。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
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大多是出身于婆罗门种姓、地主、买办商人和高利贷者家庭的知识分子。他们受过欧洲教育，许多人在殖民*府中担任职务。最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是19世纪初期由兰姆·莫罕·罗易（-年）倡导的梵天教运动。
兰姆·莫罕·罗易出身于婆罗门种姓的地主家庭，父亲是莫卧儿王朝的大臣。罗易毕业于巴特纳高等伊斯兰教学院，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年辞职后，即致力于著述和社会改良活动。他反对中世纪印度教思想体系，形成一元论的宗教哲学，建立了主张梵（即神）无往不在的梵教派。他大声疾呼反对种姓制度，偶像崇拜和寡妇殉夫等习俗。年，在加尔各答创立了梵教会。梵教派对殖民制度也提出一些改革的要求，其中包括对欧洲人实行同样的裁判权，建立陪审制度，编制法典，立法要和印度人民协商，建立民警，在殖民机关中大量吸收印度人参加，改善佃农的处境等等。但是罗易对英国统治者奴颜婢膝，妄想殖民者支持他的改良主义措施。他竟说印度“半个世纪在一个热爱自由、崇尚知识的开明国家的统治下已经获得了利益”，“外国人的统治确实能够迅速地使本地居民的境况得到改善”。这完全是奴才思想。
从70年代起，梵教派开始摈弃宗教形式，成立*治团体。年，梵教派领导人凯舍夫创立印度改革协会。年，梵教派分裂，激进派组成印度协会，他们的活动越出孟加拉地区，开始成为全印规模的运动。年，梵教会仅有十二个分支，全部集中于孟加拉；年增至一百二十四个，几乎遍及印度各地。梵教派和改革协会用孟加拉文、马拉特文、乌尔都文、印地文出版了几十种报刊。
19世纪后半期，在孟买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另一个支派，即印度国民经济学派。经济学派的奠基人一个是马拉特族的知识分子马哈捷夫·戈文德·拉那德，是英国法庭法官和经济学者；另一个是孟买的达达巴伊·纳奥罗哲，出身于拜火教富商家庭，也有广泛的经济学知识。他们的改革要求包括普及欧式教育，奖励民族工业，实行社会改良等。但他们反对农民斗争，维护王公和地主的*治经济权利，只对英国殖民*权作温和的批评，寻求自上而下的、渐进的改革，要求在英帝国范围内的殖民地自治。纳奥罗哲主张非暴力主义，把革命的农民比作老虎。他自己和英国合作，充当了英国议会中第一个印度籍议员。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反映了当时印度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反对落后，但又和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密切联系，惧怕农民斗争。他们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殖民束缚，但又依赖英国求发展，只向往于和英国人“平等”，不求独立。改良主义运动严重地脱离群众，在*治生活中没有产生重大的效果。但改良主义者反对中世纪的社会习俗，要求发展工业，争取民族平等的活动，在当时仍有其进步意义，是印度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先驱。
国民大会*的成立和提拉克的反英斗争
工人运动、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三者同时进行，虽然互相没有联系，但山雨欲来的形势，引起了英国殖民者极大的恐惧，他们认为印度已“处于一个最可怕的革命的极度的危险之中”。英国殖民当局为防止可能旦夕爆发的暴力革命，力图把斗争引导到合法的轨道上去。这时印度民族主义者已开始酝酿组织民族改良主义的**，恰好符合英国殖民利益的需要。于是退职的英国殖民官吏休谟，由*府授意，在印度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中进行活动，怂恿他们成立**，目的就是利用他们缓和人民的反英情绪。
年12月28日，印度国民大会*（简称国大*）在孟买举行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孟买、旁遮普和其他英属印度各省的代表，其中有不少印度改革协会和印度协会的领导人。全体代表中半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半数是地主和商人高利贷者。会议主席苏廉德拉·纳特·巴纳吉在开幕词中说：“……英国对印度造福无穷，全国都为此对英国表示感激。英国给了我们秩序，给了我们铁路，而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欧洲教育的无价之宝”！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出，印度国大*从一开始就是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工具。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要求民族平权和自治，最后通过了九项决议，要求实行行*改革，在参*院中增加民选议员，实行保护关税*策，谴责*府的*费开支，要求恢复上缅甸独立等。
国民大会*是在英国*府策动下成立的地主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主要反映当时印度地主和上层资产阶级的要求。国民大会*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奋斗的目标不是独立，仅仅是参*权。年任国民大会*主席的罗梅希。章德拉·杜德在一次讲话中诬蔑“印度人民不喜欢突然的变化和革命。”
他还假借印度人民的名义，歪曲印度人民的革命要求，说：“他们希望在印度事务大臣参事室和总督行*会议中有儿名代表印度农工业的印度委员，他们希望在每一省的行*会议中有印度委员，他们希望代表印度人民的利益参加一切重大行*问题的讨论”等等，充分暴露印度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本质。
国民大会*成立初期的活动，只限于在报章上宣传鼓动和向英国议会呈递请愿书以及召开例行年会。宣传内容包括批评英国官吏专横，争取民族平权，反对英国官吏和农场主杀害印度人等。这些抗议和呼吁，曾经在印度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起了一定的影响。
国民大会*成立不久，便有一批激进主义者参加进来。他们多半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富农或小地主家庭，许多属于自由职业者阶层。他们愤恨王公、婆罗门以及买办资产阶级对英国殖民侵略者摇尾乞怜，认为英国的殖民奴役是印度落后贫困的根源，因而主张和英国殖民者坚决斗争。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斥责国大*的领导人为妥协主义者，温和派，而自称为过激派或极端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提拉克。
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年）出身于马拉特族婆罗门种姓的小地主家庭，曾学习法律，后来成为著名的民族主义者、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提拉克少年时就誓以生命献给祖国，年创办《狮子报》，宣传民族主义思想，揭露殖民当局的横暴行为。提拉克参加国大*后不久，便和国大*的领导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提拉克坚决反对英国统治，主张在斗争中使用暴力。
他认为“没有一个帝国由于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自由地给些让步而衰亡”；“自治就是自己统治，要把全部管理权拿在自己手里，我要屋子的钥匙”。提拉克把民族独立的思想传播到群众中，并主张组织群众性的斗争。他曾在孟买工人区和马拉特乡村中进行鼓动宣传，产生很大的影响。孟买农民在-荒年期间就曾对英国殖民者实行抵制，拒纳田赋。提拉克不象国大*温和派那样崇拜西方文化，主张以印度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提高民族自豪感。
但是他远不能以正确态度对待民族文化遗产，误以封建迷信的印度教作为民族运动的主要动力。他始终佩挂“再生者”的圣带，并竭力维护印度的种姓制度。提拉克害怕革命农民的力量，没有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不能把民族运动和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
结语
尽管如此，提拉克的坚决的反英活动有很大进步意义，也获得了广大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热烈支持。英国殖民当局把提拉克看作是危险分子，于年无理地把他判处徒刑；但在印度人民和欧洲进步舆论的要求下，殖民当局不得不将他提前释放。提拉克在印度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日益增长，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成为印度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