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段时间外卖小哥猝死、拼多多员工加班等“过劳悲剧”频繁发生时，大学校园中为绩效制度所困、被迫“”、强行追热点、不敢生孩子的青年教师们也出现在公众视野。
高校教师，曾经是令人艳羡的职业，拥有终身教职、享有自由时间、身处“象牙塔中”、追求学术理想。但随着大学制度改革，采用“非升即走”聘用制的高校不断增加，科研项目制的绩效考核不断加码，青年教师的头顶上时刻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他们不敢松懈。
“非升即走”制度是指新入职的教师不再拥有编制，只能签订三年或六年的预聘合同，到期时由校学术委员会投票定去留，留下的晋升副教授，否则就只能离开。最近十年，全国39所高校中至少已有34所施行了这项新的考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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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D亚洲善待导师组织截图。这项制度来自于北美的终身教职制。但是国内大学对于教师的绩效考核标准又在北美之上。相较于美国顶尖高校教师每年只发一篇论文的平均状况，不少国内高校给出了三年发表五篇核心期刊论文的指标。
在硬性指标之外，有限的留校名额也让同期进入的每位新同事都成为了潜在的竞争者。学术竞赛由此展开，曾经的“学术共同体”不复存在，更多教师选择各自为*。但这正可能是高校喜闻乐见的结果：在公司化管理成为全球高校的普遍趋势之后，一所高校的学术成果、科研经费代表了它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员工的相互竞争、“鲇鱼效应”更能促进公司的“发展”。
科研经费的争夺也影响了学者的研究取向。科研方向不再是“有趣的”、“有意义的”而必须是“最新的”、“有实际作用的”，无论理工科还是人文学科概莫能外。一旦出现热点如“人工智能”、“新冠肺炎”便一拥而上，最后大量重复的研究只能沦为无人问津的“学术垃圾”。
在此等环境中，青年教师倍感压力也不单是国内独有的现象。在终身教职制最先兴起的北美，两位不堪重负的教师决定奋起反抗。加拿大女王大学英文系教授玛吉·伯格与加拿大布鲁克大学英文系教授芭芭拉·西伯共同创作了《慢教授》一书，控诉公司化管理制度对学术研究的侵蚀、对青年学者的控制，人们不是“管理时间”而是“被时间管理”，同事不再是“学术同仁”而是“竞争对手”，传统意义上的“教授”已经不复存在。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整合摘编自《慢教授》一书，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慢教授》，[加]玛吉·伯格、[加]芭芭拉·西伯著，田雷译，大学问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1月。
原文作者
[加]玛吉·伯格、[加]芭芭拉·西伯
整合摘编
肖舒妍
大学不再是大学，而是公司
在当前的大学校园，生活变得太过匆忙，人人事务缠身，不堪其扰。
我们花时间去申请做研究的项目资金，却没有时间真正做研究；我们花时间做汇报，论证某课程的效果符合指导意见的要求，却没有时间思考这门课下一年度应该怎么教；我们花时间在各种委员会内听取汇报，有多少项目申请获得成功，又有多少课程结果达到满意标准，却没有时间与同事交流，交换意见——在这个体制内，手段压倒了目的，管理主义的指令主导一切，取代了原本它们要提供支持的学术活动。
一旦商业咨询的那套把戏被没头没脑地强加给学界，就会掏空当前的学术，只余自说自话。这是一种令人厌倦的自我割据，在一个竞争永不休止的场景内，无休止地追求个人优势的最大化。
根据比尔·雷丁斯对“后历史”大学的分析，所谓“后历史”大学，就是一种迅速变为“跨国官僚化公司”的机构，在这种大学里，位居“核心人物”的，是“行*人员，而不是教授”。日复一日，我们越来越看不到正在做学问的学者，反而见证了对机构惟命是从的教员。我们目睹了科研服务办公室的崛起，观察其人员组成，通常配备着一个由行*人员、会计师和公关人员组成的团队。高度的管理偷走了原属真正科研的时间。
《废墟中的大学》，比尔·雷丁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0月。
同时，公司化也导致了学习的标准化。“教学已经被化约”为“学分和学时”；“完成所需的时间”成为评估教育质量和效率的普遍标准。生产力和竞争力，而非爱智或博雅，驱动着学术的世界。所谓生产力，就是要在单位时间内把一系列任务做完；所谓竞争力，就是兜售你的成绩，务求赶在其他人捷足先登之前。
公司化的大学推崇工具主义和市场化，使得学者的形象也为之一变，被重塑为知识经济中的关键玩家。新发现、技术转移、知识经济、立项拨款、前沿研究、效率以及问责，凡此种种，都是大学公司化的语言，现如今，无论在大学内或外，这套语言都主导着学术研究的表述和规划。
电影《教授》（）剧照。
在“今日博雅之掌舵人”看来，“大学就等同于一个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公司，只不过它们的主要产品碰巧是各种形式的知识，而不是汽车、电脑或者零部件”。现在主导大学科研的观念，已不再是反思性的探索，取而代之的，是前沿研究。原本，大学所承认、推动和奖励的学术活动是参差多态的，而现在这一切都可能被抹平或者受到限制”。
公司化的这套话语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