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贸易项目差额的变动，往往会导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其他项目的变动。比如说由于主要农作物歉收或突然的大规模贸易自由化，贸易逆差剧增，这导致外债增加，必须出售资产。又比如说由于本国主要矿产的国外需求激增，贸易顺差很大，该国就可以用多出来的外汇向国外买资产，从而导致资本账户出现赤字。但有些情况下，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变动不是由贸易推动。
有时是由经常转移的增长推动。一国的侨汇可能突然增加，比如可能是该国加入欧盟，国内许多人前往德国工作。外国援助也有可能突然增加，原因有很多，比如在反恐战争中某国战略位置突然变得重要，这方面的例子有巴基斯坦和吉布提。因此而增加的外汇就可以拿来进口更多商品和服务，从而导致贸易差额恶化（即贸易顺差减少，或者贸易逆差加大），虽然整个经常账户（项目）差额可能会改善。
有时，资本账户（项目）差额也可以推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变动。比如某国选出一个亲商总统，承诺要进行一系列改革，使得该国突然成为投资热点，证券市场因此涌入大量外资（证券投资项目逆差减少，或顺差加大）。或一国突然发现大量石油，FDI大增。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该国货币的需求量都会上升，因为买该国资产需要用该国货币。这会导致该国货币升值，降低出口竞争力，从而扩大贸易逆差。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账户的变动就推动了贸易项目的变动。
大部分富国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贸易差额都只占GDP的几个百分点，不管是出超还是入超。比如，年，日本的贸易顺差占GDP的1.2%，韩国是2.6%，中国3.9%，德国5.6%，匈牙利6.5%。而在入超国家这边，巴西贸易逆差占GDP的1%，英国是2.1%，美国是3.5%，厄瓜多尔4%，印度4.4%。
但也有不少国家的贸易差额在GDP中的占比非常大。年，文莱的贸易顺差占GDP的49%，科威特是34%，卢森堡32%。有些穷国可出口的自然资源很少，因此贸易逆差就很大。年，莱索托的贸易逆差相当于GDP的67%。而像利比里亚、海地、科索沃这些国家或地区，其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也非常高，都超过40%。对于贸易逆差的国家，贸易项目之外的其他经常账户项目往往会帮助减少逆差。因此，经常账户逆差通常小于贸易逆差。
而对于贸易顺差国家，贸易项目之外的其他经常账户项目往往会加大顺差，因此，经常账户顺差通常大于贸易顺差。对富国来说，减少由贸易逆差导致的经常账户逆差，或扩大贸易顺差引起的经常账户顺差的往往是投资收入。年，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3.5%，但其经常账户逆差只占GDP3.1%。同是贸易逆差的法国，这两个数据分别是2.3%和1.6%。同一年德国是贸易顺差，其贸易顺差占GDP的5.6%，但经常账户顺差则占到GDP的6.3%。
而在发展中国家，贸易逆差与经常账户逆差的缺口主要靠外国援助和侨汇弥补。其中侨汇越来越重要，总额如今已经是外国援助的3倍。年，海地的贸易逆差相当于GDP的一半，但其经常账户逆差只有GDP的3%。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差距，主要是因为有大量的经常转移，其中外国援助相当于GDP的27%，侨汇相当于GDP的20%。资本突然大举涌入，可能导致经常账户逆差显著增加，尤其是其中的贸易项目（如前所述）。
只要资本持续涌入，经常账户逆差相当于GDP的几个百分点甚至更多，都可能不是问题。问题就在于，资本的流入可能会突然急剧减少，甚至变成净流出，比如国外投资者抛售资产，拿钱走人。这种突然的改变会引发金融危机，因为国内的经济参与者突然发现手上资产的价值已经比负债少了很多。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并没有获得全球市场的普遍接受，因此如果是发展中国家碰到这种情况，就没有足够多的方式支付进口，从而引发外汇危机。
外汇供给短缺导致本国货币贬值，加重金融危机，因为本国货币越是贬值，偿付外债的担子就越重。20世纪90年代，泰国和马来西亚就发生过这样的危机。—年间，泰国每年的资本账户顺差占GDP的6.6%，马来西亚是5.8%，这样的资本账户顺差使得他们能维持经常账户的高逆差，其经常账户逆差分别占GDP的6.0%和6.1%。年，资本流逆转，从净流入变成净流出后，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资本账户逆差分别剧增到GDP的10.2%和17.4%，两国货币大幅贬值，两国都陷入金融和外汇危机。
外国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活跃的部分，过去三十多年，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活跃的部分。增长比国际贸易还快，波动也更大。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每年全球FDI流量（按流入量计算）相当于全球GDP的0.5%。之后，FDI流量的增长速度就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到年，全球FDI流量已等于全球GDP的1.5%。随后再一次加速，—年间，全球FDI流量平均高达全球GDP的2.7%，只不过波动很大。
FDI特别重要，因为它不仅是资金流，还能直接影响东道（接收）国的生产能力。跟其他资本流入形式不同，FDI不是纯粹的金融投资。根据定义，FDI的目的是要影响公司运营，因此它会带来新的管理实践，有时还会带来新技术，从而影响FDI接收国的生产能力。FDI分两种：一种是外国企业进来设立子公司，叫“绿地FDI”（也叫创建投资），例如年美国英特尔公司在哥斯达黎加设立子公司；一种是外国企业进来接管现有公司，这种叫“褐地FDI”（也叫跨国并购投资），例如年美国通用汽车买下韩国的大宇汽车。
FDI的影响不限于收到FDI的企业。FDI还间接影响了受资企业之外的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当投资国与接收国的生产能力差距巨大时。间接影响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靠“示范效应”。本国生产者观察跨国公司在该国的子公司，向他们学习新做法、新理念。二是通过供应链。当跨国公司子公司向当地供应商采购时，会制定比本地竞争对手高的质量和交付管理标准。当地供应商如果成为该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客户，就必须提升自身生产能力。
三是靠从跨国公司跳槽或创业的员工。他们能够教其他人如何使用新技术，如何更高效地管理生产过程。FDI这些间接的正面影响，被称为溢出效应。尽管FDI有这些潜在的正面影响，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关于FDI对接收国有益的证据最多只能说是混合的。一个原因是以上谈到的这些好处，其实都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许多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投入品很少在当地采购，大部分靠进口，这些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就像飞地一样。在这些情况下，跨国公司通过供应链带来的好处就不存在了。
结语
至于说靠跨国公司员工传播新技术，当地也得有相关产业的企业（竞争对手或供应商）才行。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尤其是如果跨国公司本来就只是想利用接收国的自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而不是建立长期的生产基地，那靠员工跳槽或创业来传播新技术就更不可能了。不过，接收国不见得受益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FDI除了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